《诗经》300篇中最难解的作品：我们要怎样才能走进《卷耳》

　　《诗经》中的不少作品，后世读者对它们讲述的故事和主旨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没有哪一首诗像《卷耳》一样引起这么大的分歧和争议。到如今，我们不但不能理解它说了一个什么故事，甚至不能分辨故事的主人翁是男人还是女人。到底，这首神秘的古诗该怎么读呢？

　　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圈子里混迹这么多年，诗歌一度是我的“怨偶”。

　　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此刻，我正坐在第一教学楼前的停车场上“候场”——还有一会儿，新学期的第一次上课铃就要敲响了。我清楚地记得，9年前的今天，我也一样候在这个地方，只不过心情远比现在更焦虑。

　　那是我生平头一回站上大学的讲台，很不幸，我就碰上了最不愿意讲的题目：诗歌。天晓得！我从前宁肯把时间花在《说文段注》、《尚书今古文疏证》这些大家都不愿意读的最枯燥的书上头，也不愿意读诗。现在，这个题目我却终于避无可避了。那种感觉，跟被迫接受一场包办婚姻没什么分两样。

　　你可能会问我，当初为什么那么抵触诗歌？其实原因就四个字：诗无达诂。

　　比如李商隐的《锦瑟》吧，关于这首诗究竟要表达什么，自宋代以来，发表过意见的学者不下百人，岐说纷纷——你都不必旁观博览，只需把叶嘉莹先生和作家高阳先生关于这首诗的解释一比较（他们二位的意见分别收录在《叶嘉莹说中晚唐诗》和《高阳说诗》两部书里），不难发现这些意见分歧有多大。

　　更何况发言的有一百多位呢，我该信谁？不单是《锦瑟》，许多古诗都是这样：它们就像一个开放的公共聊天室诗经二首，每个进来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发表一通见解，可最终谁也无法压倒众人，成为大家推服的意见领袖。

　　诗歌的歧义丛生是娘胎里带来、骨子里生就的秉性，从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下面这一篇作品：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

　　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周南·卷耳》

　　在进入这间挂名“卷耳”的聊天室以前，请允许我先把聊天室里已经张贴出来的重要意见介绍一下：

　　⑴．这首诗是写一位妃子对周文王姬昌的思念；

　　⑵．这首诗是以男女之情来比喻文王对贤才的渴求；

　　⑶．这首诗写一位妻子怀念她远行的丈夫；

　　⑷．这首诗写远行的丈夫怀念他的妻子；

　　⑸．这首诗可能是由两首诗歌的残缺片段拼凑而成的。首章用女人的口吻写，类似于上述意见中的⑴和⑶；后三章用男人的口吻写，类似于上述意见中的⑵和⑷。

　　虽然发表意见的诸位先生也都针锋相对，但值得庆幸的是，同《锦瑟》相比，至少他们在潜意识里都把这一点默认为不可突破的原则——无论他们自己是否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一首诗中只应出现一个叙述人的口吻，中途不可更换。

　　意见⑴和⑶认定这个口吻是女子的，因为《卷耳》的首章描写一个人端着簸箕去采野菜。很明显，这是妇道人家的分内事。

　　可他们的意见无法解释随后三章的描写：由仆从陪伴，骑着高头大马翻山越岭，甚至还在途中斟酒自酌，这总不该是女人的分内事吧？所以意见⑵和⑷认定叙述的口吻是男子的。

　　双方各有凭据，但都无法有力地回应对方的质疑，于是主张折中的和事佬就出来说话了：这是两首残诗拼接的作品，首章该是一首思妇之诗，可惜它没有尾；后三章该是一首征夫之诗，可惜它缺了头。于是乎周朝的乐师们做了一回法医的工作，把这一首的头和那一首的尾缝合在了一起，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卷耳》。

　　残诗拼接的观点很有意思：学者们为什么宁愿相信叙述口吻的更替是两首诗拼接的结果，也不愿意承认是作者在行文中主动更换了叙述人呢？我想，这大概跟中国古代诗歌的某些特点有关。

　　中国的古诗偏爱抒情而不好叙事，长于短制而拙于鸿篇。从写法上来说，这些抒情诗往往只是对某个生活片段浮光掠影式的截取，换做电影，也就是一帧或者几帧画面——这么短的片子，能让两个或者更多主角轮番出镜吗？所以古诗中的叙述人是不好更换的。

　　实在要换，大概也只能像下面这样换：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诗经二首，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单说文本的开放性，这首诗已经做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极至。也就是说，无论你把它想象为一首征夫之诗还是一首思妇之诗，解释起来都圆融无碍。

　　假设我们代入征夫的口吻，那“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这两句不妨解释作世道不太平（青天白日，就是朗朗乾坤。白日笼上了阴霾，暗喻世道不好），回家的路为战乱所阻，遂绝了游子返乡的归思。

　　如果我们换做思妇的口吻来读，那“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很可能是她在抱怨丈夫移情别恋——“浮云”可以视为一个关于露水情缘的隐喻：某个来历不明的野女人勾走了丈夫的心魂，让他浪荡在外，不思回家。

　　《行行重行行》已经在更换叙述人的问题上对我们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在进入诗境之前，你可以任意选择男性或者女性的叙述人。但无论选定了哪个，串讲文义的过程中还是要一贯到底，假如中途换角儿，这首诗是解释不通的。

　　《卷耳》所写的也无外乎《行行重行行》这类征夫思妇的主题，难道它能打破抒情诗的定律，中途更换叙述人吗？至少有人是这么认为的，比如钱钟书：

　　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夫与妇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也。（中略）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

　　（中略）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批尾家谓之“双管齐下”，章回小说谓之“话分两头”，《红楼梦》第五四回凤姐仿“说书”所谓：“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管锥编》

　　钱钟书先生援引章回体小说的“话分两头”来解释《卷耳》当中变更叙述人的原因，似乎也有道理。但我很疑心，发表过意见⑴、⑵、⑶、⑷、⑸的那许多位如果有知，恐怕不会举手表示赞同。

　　因为“话分两头”是古典小说的技法，而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学，可以容纳巨量的篇幅，它和抒情小诗的体制差别太大。《行行重行行》不妨拿来对比《卷耳》，但《红楼梦》跟它们俩却不是一路。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行行重行行》里的这两行诗总让我想起两句有名的苏州评弹：

　　翘首望君烟水阔，只见浮云终日行。

　　——《秋思》

　　我上一回听这首曲子是在苏州平江路的“琵琶语”评弹馆。当时献艺的是曾为电影《金陵十三钗》配音的吴亮莹老师。小吴老师唱出这两句歌辞的时候，我的目光无意间落到了她的左侧——唱男声的刘国华老师正坐在那里。

　　我突然间有了一种奇想：如果接下来的两句还是小吴老师独唱，那这首歌辞就是《行行重行行》；可要是女声歇下来，换刘国华老师接着唱“陟彼崔嵬，我马虺隤”呢？这一对唱不就成《卷耳》了吗？

　　《诗经》三百篇，严格的说起来都该叫“歌诗”。这些作品诞生之初都是由周朝乐官改编民歌歌辞并配乐演唱的。它们和《行行重行行》这样的案头读本也不完全是一路：《卷耳》是舞台上的唱本而非读本，情歌对唱可不就是两位主角、两副口吻吗？

　　参考文献：

　　孔颖达《毛诗正义》；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钱钟书《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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