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楚简逸诗》，了解《诗经》之外的“诗”

　　《楚简逸诗——〈上博简〉

　　〈清华简〉诗篇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1版1次

　　作者简介：

　　胡宁（1978-），男，安徽舒城人，20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区域文化研究》编辑。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40篇。

　　内容简介：

　　本书主体部分辑录了四篇楚简文献（上博简两篇、清华简两篇）所载逸诗十七首以及与今本差异较大的诗两首，进行释读、写定原文，作较简明的注释，充分参考各家意见，审慎择取，且在字、词、句、章、篇、组诗整体各层面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还辨析了相关重要诗乐史问题。附录五篇，分别考论上博简《采风曲目》所录诗名、郭店楚简所引逸诗零句、港中大所藏战国零简所引逸诗零句、传世文献所见逸诗诗名和诗句、射礼用诗《狸首》。

　　该书为需要和运用出土文献材料的人提供了一个简便的注本，也可以让读者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所载逸诗有全面的了解，并有助于加深对先秦时期诗篇流传情况、诗义与诗用关系的认识。

　　所谓“楚简逸诗”，即楚简文献中所载的逸诗，本书是对“楚简逸诗”的辑录和注解。近二三十年楚简不断面世，新文献出现的频次之高、数量之多，几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不仅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楚简研究迅速成为一门“显学”。从事文史研究，文献材料当然不厌其多，但短时期内连续出现大量的新材料，固然是相关领域研究者的福气，同时也是对研究者的考验和挑战。众所瞩目，掀起研究的热潮，固然有利于相关问题的讨论解决，但一方面歧见纷出，往往令人无所适从，另一方面追新逐异，一批文献的探析和利用尚未深入尚未充分，研究热点又因新一批文献的面世而转移。

　　出土简牍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接力”的过程：首先是清理和保存，这是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工作；接下来是文字的释读和简牍的编连，这主要是文字学的工作，也就是把简牍上的字辨识出来，以楷书写出，依据简牍本身的提示和对字句含义的理解将一枚枚简牍上的文字连贯成篇，作适当的断句；接下来是对简牍文献的内容进行考释辨析，揭示一词、一句乃至整篇的意旨；最后是从文史哲等不同学科的角度评析简牍文献的价值，并运用简牍文献研究不同学科的问题。这四步当然不是截然分开的，清理保存简牍的时候就要注意保留相关出土信息，或者注意简牍的初步分类，释读、编连的过程通常已经包含初步的文献考释，而考释辨析文献内容当然也需要相关不同学科的知识积累。简牍文献的研究者，往往也具备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兼有不同的“身份”，既辨识文字又考释文献，还运用之以探究某些理论问题。但总的来说，需要承认并尊重学者的“术业有专攻”，做前一步工作的学者要有积极为后一步学者服务的意识，做后一步工作的学者要充分尊重前一步或前几步的工作。

　　新文献的大量出现，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汉初除挟书律，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后有孔壁中书之出、河间献王德以金帛易书等，才有了两汉经学的繁荣。西晋时期，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发现竹简数十车，经荀勖、束皙等整理释读，写定为先秦古书十余种七十五篇，此即所谓“汲冢竹书”，对当时学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古人受条件的限制，文献往往经少数人整理、校对（包括删去重复）、隶释就写为定本，传抄、研习、引用皆以此为准。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去看，当然宁愿那些原始的简牍文献都能原样保存下来，哪怕有大量的重复，一字之异也弥足珍贵，那是因为目前信息技术的发达让我们在“保存文献”这个层面上已经不用考虑“选择”的问题，而且教育的大众化、知识的普及和信息传播的便利，让古文献研讨可以有更大的范围和规模。我们不仅不能以今人之所望苛求古人，而且应该在古人“迫不得已”之所为中获得教益和启发。若古人在隶定环节便久议不决，一来文献可能尚未流布开来便遭遇变故损毁，二来也不能及时发挥文献应有的作用。我们今天面对丰富的出土简牍文献，也应该顾及文献功用的发挥效率，把握住一个“度”，既避免考释未清就乱用的现象，又能够在一种文献考释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不排除个别地方存在释读盲区和较大争议）的情况下，及时提供较为严谨而又便于阅读、使用的文本。

　　笔者正是希望以此书作为引玉之砖，就楚简文献所载逸诗这一类，为需要阅读和运用这些材料的人提供一个简便的注本，这是写作的初衷所在。所收的主要是楚简逸诗较为完整者，公布最早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逸诗》所载的两首诗，时在2004年，距今已十余载。公布最晚的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所载之诗，时在2012年，距今也有五年了。文字释读已经过了讨论的热潮期，有争议之处大多或者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意见，或者几乎所有可能的释读方式都已被提出，每种载有逸诗的文献都已有了至少一种《集释》，而对这些文献价值的评估和材料的运用方兴未艾。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文献作进一步较为宏观和具有更强理论性研究的学者，不少就是前期释读和研究的参与者，而在作进一步研究时，往往也要将较大的篇幅放在文字释读上。与之恰成对比的是，一些研究领域与这些文献具有密切关系的学者却对新材料的运用较为滞后，甚至完全不用。笔者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需要相关材料的简明读本诗经二首，也已经有了出这样读本的条件。这不仅是为《诗经》研究、先秦史和先秦文献研究等领域的更多研究者服务，也是为文、史、哲等专业其他一些有所关涉之领域的研究者服务，还是为更多的文史爱好者服务。同时也以此为契机，将写作和出版这种读本，作为一个浅薄不成熟的建议，提供给广大的出土文献研究者，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事于这方面工作诗经二首，让出土文献得到更进一步的普及，从而其价值得到更多角度、更多层面的发掘。

　　本书所辑所注者是楚简逸诗，需要对“逸诗”概念作一说明。“逸诗”又可称为“佚诗”，顾名思义即亡佚散失之诗。但若真的遗失不见，绝无影响，则不唯无从注释研究，亦不知其“逸”。故“逸诗”云尔，实就某一文献而言，而非就全部文献而言。即以“唐诗”言之，所谓“辑佚”工作，系搜罗唐人所作、《全唐诗》未录而见于其他文献之诗，若他书亦不载，固无从知其有，亦无从论其“逸”。辑先秦逸诗，专就“诗三百”之逸篇而言，其他类型的诗歌如楚辞体、歌谣等皆不当视为逸诗，不应在辑佚之列。观《左传》《国语》等所载战国以前贵族社会，凡称“诗”者，所指的就是仪式乐歌，而并不包括其他诗歌形式。再观战国诸家引诗论诗，“诗”仍是指“诗三百”，虽偶有引其他内容而称之为“诗”的，但极其少见，并不能反映当时普遍的、主流的观念。经学兴起之后，有关逸诗之论是与“孔子删诗”这一诗经学重要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孔颖达质疑“孔子删诗”，说：“《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信也。”是以逸诗少为依据。欧阳修认为“孔子删诗”是可信的，曰：“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根据《诗经》所涉时代推论，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逸诗一定有很多。郑樵、方岳等人又从《貍首》等逸诗具有很高价值出发，认为逸诗并不是孔子故意删去的。

　　因此，无论从先秦时期的使用常规来看，还是从逸诗研究与诗经学的紧密联系来看，逸诗的收集都理应以《诗经》中的诗篇为标准。楚简文献中所载的逸诗，上博简《逸诗》载有两首，清华简《耆夜》载有四首，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载有九首，清华简《芮良夫毖》载有两首，共十七首，大多完整，少数有缺失但亦可成篇，与《诗经》中的诗篇形式、用语皆极相近，且与《唐风·蟋蟀》《周颂·敬之》同出，可确定为逸诗无疑，兹辑为一帙，以今字写定，并批注之，所做的实际上是前文所言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衔接的工作。《蟋蟀》《敬之》两首，虽见于《诗经》，简本与今本差异较大，且与同出之逸诗在文献中并列为一组，不应割裂不顾，故也顺带收录并注解，共为十九首，恰合后世所辑“古诗十九首”之数，亦巧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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