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廉洁

　　苏轼为官一生十分重视廉洁，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明确提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举其要兮，廉一贯之”。

　　一.北宋两派为变法激烈交锋的熙宁三年，御史知杂谢景温，攻击苏轼人品，说苏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货物，卖私盐等事”。于是神宗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司马光说“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其能及所赠之银乎！”

　　苏洵逝于京城，英宗赐绢百匹，银百两，苏轼辞不受，而请赠官，英宗嘉其意，赠其父光禄寺丞，有敕诸路应副人船。《续通鉴长编》载，范镇言：“苏轼治平父死，韩琦与之银三百，欧阳修与之银二百，皆辞不受。今言者以为多差人船贩私盐，是厚诬也。”《宋史·谢景温传》“谓景温和劾苏轼‘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逮扑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这件事证明苏轼在廉正方面是经得起检查考验的。当今社会，一些官员借婚丧事大举敛财，品德高下立判。

　　二.熙宁七年九月，苏轼从杭州通判任赴密州知州任，途经苏州。应苏州姚淳之邀往访阊门西之三瑞堂，姚淳请苏轼作诗，赠苏轼珍贵古版本《千字文》，苏轼不受，后又赠香十八罐，苏轼请苏州水陆通长老转为归还。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第二：阊门之西，有姚氏园亭，颇足雅致。姚名淳，家世业儒，东坡先生往来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三端堂，东坡尝为赋诗云：

　　“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天公亦恐无人知，故令鸡狗相哺儿，

　　又令韩老为作诗。尔来三百年，名与淮水东南驰。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时有。

　　枫桥三瑞皆目见，天意宛在虞鳏后。惟有此诗非昔人，君更往求无价手。”

　　东坡未作此诗，姚以“千文”遗wei之。东坡答简云：“昨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书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缘，除长物旧有者，犹欲去之，又况复收邪？谨却封纳。不讶！”固却而不受。此诗既作之后，姚复致香为惠。

　　东坡《答水陆通长老五首·之四》写道，“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十八罐 ，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他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恳。”又于《答水陆通长老五首·之五》：“且说与姚君勿疑讶，只为自来不受非亲旧之馈，恐他人却见怪也。”

　　有人将苏轼尺牍中“千文”以为是一千文钱或一千两银子，其实，这是对《千字文》不了解。

　　文中提到“法书”，是说《千字文》是书法方面的一个范本。关于《千字文》苏轼《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中说“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於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若复疑其临仿者，又在此论下矣。”湖州永欣寺智永大师为推广书法，用家传笔法写下了八百本《千字文》，分别赠送给了浙东各个寺院。

　　智永禅师即王法极，字智永，南朝隋朝，会稽山阴（今绍兴）人，书圣王羲之七世孙，得书圣真传，他的《千字文》，价值不是金银可以衡量的！这更彰显了苏轼的人格品德。

　　三.宋哲宗元祐五年春，苏轼知杭州，饥荒引起疫病发作，杭州水陆之会，商贾辐凑之地，气候湿润，河流密布，突发疫情，他吩咐多做稠粥施舍，并筹集公款白银两千两，自己捐五十两黄金，设立管病坊，名曰“安乐坊”，派出官员管理，请医生僧人为患者分坊治病。免费施治，存活患者甚众。用他从巢谷处淘来的中药验方“圣散子散”，三年医愈一千人。哲宗改名为“安济坊”，安济坊是中国医院雏形。为安济坊长远经营，苏轼将安济坊所得的捐资，设立“基金”，置办田地，派专人管理，用田地所产，供病坊运营所需，盈余再去买地，扩充安济坊的实力，救治更多病人。

　　五十两黄金！这是苏轼一生中最大一笔财富，从嘉祐六年（1061）签判凤翔，至任杭州知府的元祐五年（1090）三十年来，长期处于基层，其中贬责黄州的五年，更是穷到“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地步，五十两黄金对苏轼，是十分珍贵的。是为了百姓的安危，却毫不犹豫的捐了出来。可见苏轼的廉洁！

　　四.苏轼离开杭州到汴京，某官员送给苏轼五两黄金，一百五十两白银，他觉得接受这份馈赠，个人品德有亏；但拒绝又会让人尴尬，于是他就把这笔金银，以这个官员的名义，捐赠给苏轼所创立的安济坊，用于社会福利。这封信不长，全文抄写于后，让我们看看苏轼宽广的胸怀：

　　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jin。轼自黄迁汝，亦蒙公厚饷。当时邻于寒殍，尚且辞避，今忝近臣，尚有余沥，未即枯竭，岂可冒受，又恐数逆盛意，非朋友之义，辄已移杭州，作公意舍之病坊。此盖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伦理，岁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赀，故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此公家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资公之福寿，某亦有荣焉。想必不讶。至于感佩之意，与收之囊中，了无异也。

　　从文中“今忝近臣”与“辄已移杭州”，以及“此盖某在杭日”等讯息来看，这篇尺牍似应为元祐六年三月离杭州，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兼侍读这一段时间所作。

　　苏轼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假道学家，经常呼朋唤友饮酒赋诗，朋友间也相互馈赠，那都是些茶叶土仪，诗词字画，药材食品一类东西，对某宣德这类馈赠，却而不取。而他又要顾及他人颜面，就将此款转为慈善捐款，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以资公之福寿”，为穷苦老百姓办点好事，也是给这个某宣德积些阴德。我们不仅欣赏苏轼的诗词文章，也应学习其高贵品质，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

　　五.绍圣元年，苏轼从定州知州军事位上，贬责到八千里路之外的岭表惠州。他已经穷到无力支撑旅途费用，从苏辙处借得七千钱作为路费，到惠州后⽣活⼗分困难。他却把皇帝赏赐的犀带捐出来修桥筑堤，还动员苏辙妻子，史夫⼈把进宫朝觐，宫内赏赐的黄⾦，也“助施”出来。这时苏辙亦被贬到筠州，即江西高安市，生活也十分拮据。

　　《集成总案》记载，绍圣二年五月“惠州水东至水西，溪江合流用竹浮桥通行旅，桥坏，辄以舟渡，公（苏轼）用道士邓守安议，与程之才傅才元詹笵建东新桥”“西新桥乃棲禅院僧希闻所筑。”绍圣三年六月“江岸船桥成，名东新桥，湖岸桥成，名西新桥，公尝助犀带，及子由妇史所得内赐金钱，（苏轼）作两桥诗。”

　　说到这里：翰林主持，道士僧人建桥，儒释道三家和谐相处，儒家起主导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现象，生动地体现。先生对廉正作了良好的榜样。苏轼在个人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仍然策划，协调，主持修建路桥。在逆境中泰然处之，但那些心胸狭窄的权臣，却并不放过他，于是又撺掇哲宗皇帝将苏轼贬到海南，将苏辙贬到雷州。

　　六.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去世，饱经磨难的苏轼，二月“以徽宗登极，恩移廉州安置”，五月告命下，量移廉州，苏轼抱定一条原则，“离海南，儋人争致赡馈，受之则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与欧阳晦夫简》）。苏轼从海南岛北归，元符三年十一月，授苏轼朝奉郎，提举成都玉覌局，外州军任便居住，至此，苏轼身上的枷锁，才彻底得以解脱。途中与刘壮舆尺牍，写道：“辱手教，仍以茶簟diàn为贶，契义之重，理无可辞。但北归以来，故人所饷皆辞之。敬受茶一袋以拜意。此陆宣公故事，想不讶也。”先生北归，一贫如洗，仍然坚持廉洁操守，对众人所赠送的物品一概不受。

　　刘羲仲有关清廉的诗句，字壮舆，北宋藏书家，既是正人君子，也是东坡挚友、司马光得力助手刘恕（道原）之子。东坡还为刘羲仲的祖父写了墓表，又应邀书写了苏辙为其祖父刘渙所作的哀词，但东坡先生对他的赠品依然不受。东坡先生一路辛苦，走到江西，船舱没有舖的东西，刘羲仲赠送了簟，即的席子。苏轼依然不受，但先生却收下了送来的茶，说明茶在先生心中有关清廉的诗句，礼轻心意重。东坡既不接受他人馈赠，也不能伤害有人的感情，所以，茶可以接受，簟不能收受。

　　七.苏轼最后一篇诗，应该是这首：

　　舜不作六器，谁知贵玙璠。哀哉楚狂士，抱璞号空山。

　　相如起睨柱，头璧相与还。何如郑子产，有礼国自闲。

　　虽微韩宣子，鄙夫亦辞环。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梦中作寄朱行中》

　　朱服（行中）知广州，对苏轼多有关照。苏轼北归，他派兵卒护送。路上一些兵卒有不良行为。苏轼也听到一些朱服负面评论，心中不安，于是假藉梦境，对朱服规谏，以廉洁箴zhen之，写了这首《梦中作寄朱行中》诗。淳淳而言，“至今不贪宝，凛然照人寰。”朱服也予以惊悚，为国家，为人民作了一些好事，得以善终。《宋史》作者将他和孙鼛gao朱服张舜民等人，一起归为正臣，干吏,予以褒扬。

　　苏轼认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赤壁赋》）天地之间，除清风明月之外，虽一毫也莫取。所以为人处世不要奸滑，为民办事不要贪婪，廉洁是成功的关键。

　　任同斌 二零二二年 七月十八日 于北京 北苑家园绣菊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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