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冷知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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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历史冷知识，16

　　时间：2022-09-22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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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他十二岁入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时，请先生章伯寅取一个立志于爱国强国的字。章先生说：“你名绍钧，有诗曰’秉国之钧’，取’秉臣’为字好。”并教育他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1911年10月15日，苏州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了。次日，叶绍钧找到章伯寅先生说：“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了，我不能再作臣了，请先生改一个字。”先生笑了笑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这样叶绍钧满意而去。1914年6月10日，叶绍钧在《小说丛报》第二期发表文言小说《玻璃窗内之画像》，署名“圣陶”。以后他又把姓“叶”与笔名“圣陶”连了起来，成为著名于世的笔名。1918年冬天，朱自清的祖母在扬州病逝。接到噩耗，朱自清连忙乘车南下，赶到徐州与父亲会齐，回到扬州。父亲设法变卖家产，又借了一笔高利贷，才勉强地办完丧事。丧事完毕，朱自清要赶回北京上学，父亲也要到徐州谋事，于是父子决定同行。到了南京，父子要分手了，父亲就先送朱自清上火车。上了火车，父亲心疼儿子，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朱自清要自己去，但父亲不肯，只好作罢。朱自清在窗口看着父亲离开火车去买橘子：父亲身体颇胖，因为服孝，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布棉袍，显得分外臃肿。买橘子须穿过铁道，跳下去再爬上去，这对父亲就不容易了。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难，可当他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时就费事了。只见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朱自清在车厢里，望见父亲的背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后来他把这个情景写成著名的散文《背影》。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演讲“雅典的奥运会”时，明确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1932年，第7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以张伯苓、王正廷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急电国际奥委会，为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张伯苓还是倡议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第一人。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当时张老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潘光旦是家谱学的权威，孔祥熙曾经托人到他那里说情，请他证明自己是孔子的后代。潘光旦一口拒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后人。”弄得来人十分尴尬。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着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刘文典鄙视新文学作家，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钱，沈从文连四毛钱都不该给。他要是教授，我岂不是太上教授！”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孙大雨以翻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沈从文最可爱的一点是锲而不舍，表现在他追求张兆和的勇往直前上面，对于二人的婚姻，张兆和表示“此事不可能”！但沈从文决不放弃，坚持写情书不止，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二人结为夫妇。后来发生摩擦，张兆和拿着一摞子沈从文写的情书去找胡适校长诉苦，并要撕毁这些情书，胡适说：“他已经是中国名人了，这些情书都是无价之宝，千万不要撕毁了！”抗战时期，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上课时，著名教授吴宓（号雨僧）常去听讲，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刘文典讲课时闭着眼睛，讲到自己的得意之处时，便张开双目，向后排看，问：“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边点头一边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学生不免为之暗笑。沈尹默1932年担任北平大学校长。当时政府为了压制学生，下令开除学生。沈气愤地说：“搞教育者，教育学生成人也。开除自己的学生，岂不是宣告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败吗？”他愤而辞职。林语堂生平演讲无数次，每次均在喝彩声和鼓掌声中走上讲台，可是有一次演讲，却被人“轰”下台去，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演讲失败。世界笔会第三十六届年会在法国举行，当轮到林语堂发言时，他向主席要求讲十分钟，但主席却拒绝了，说别人发言都是五分钟，不可破例。林语堂则说五分钟我不讲，这可急坏了同去的马星野，于是马去找大会主席，商量并请求，主席终于答应可讲十分钟。马又去找大会秘书长，秘书长答应说：“先安排十分钟，如果林语堂讲满十分钟，尚未结束发言，则仍可讲下去。” 林语堂接受了这个安排，便登上讲台，全场鸦雀无声，他讲得也很投入，不知不觉，已讲满十分钟，主席说时间已到，请林语堂结束发言，那时与会者，正听得入神，对主席的粗暴极为不满，于是一致热烈鼓掌，希望林语堂继续讲下去，这时主席显得很尴尬，只得默认答应。可是林语堂却发怒了，愤而不讲，径自走下台去，因而永远留下“半截”精彩演讲的一幕。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她们只能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早在反动派实行文化“围剿”，到处是的1929年，上海文坛便杀出一匹“黑马”——青年作家徐雉不畏强权，大胆地把作为正面形象写进了其创作的短篇小说《嫌疑》里。这是文艺作品里第一次出现的形象，徐雉及其小说《嫌疑》也就成了最早写的作家与作品。这一年，徐雉刚刚而立之年。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宿舍之一的西斋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迹。有一则逸事说明蔡元培办学之多：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他们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与众人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某次柳亚子过生日，在家宴客，林庚白是座客之一。酒半酣，庚白忽地问亚子道：“当年南社为什么不拉张一唐、黄炎培、章士钊、金鹤望、胡汉民、钮永建、王秋湄等参加？”亚子答以：“曾经直接或间接征请过，但他们都婉辞谦谢，不肯入社。”庚白接口说：“那时恐怕你的文学地位还不够高，不能号召他们吧！”亚子认为庚白有意挖苦，故提此问，从此和庚白不相往来，有绝交的意思。后经徐蔚南调解，才言归于好。此后庚白又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天因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深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过了些时，两人又复言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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